大我:把人类才有,动物没有的,爱与求的平衡或爱求达到优度的境界称为义,义的基础是仁,义是在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仁义之道也就是人之道,由仁义之道建构起来的人格结构和取向,简称为义我,也称大我。更广义的“义”体现在所有对立面的合一上,如动与静、给与受、得与失、成与败的平衡和协调工作,它们依然与“有”与“欲”有关,协调好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,并非所有人都能抵达大我的境界。大我以制衡为原则,大我与世界和谐共处和共赢,君子爱财取之有道,就是大我境界的描绘,大爱无疆、太平和合就是大我所追求的最高目标,大我在集体主义文明中比较多见,小我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使用更多,中国和日本属于集体主义文明,西方社会则是个体主义文化。
西方文化认为有欲望都是合理的,其实这是一种悖论:“贪”被佛家认为是五毒之首,儒家主张节欲,道家主张寡欲,或者说欲求过重,是祸端,它是心理问题和障碍的祸源。欲望(求)超过了参历者的行为能力,是其意志遇阻或无法实现的起因,是恐惧和抑郁的起源,不懂得调适欲求是西方心理学理论发展遇到瓶颈的原因之一。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主张自我(小我)和自我实现,中国和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主张大我,即强调集体和整体利益,个体利益只能排在后面,崇尚大爱,所以,在中国,国人需要更好地使用大我,调整爱与求的比例,让目标(求)更可行,因为爱比求更容易被外化,这也是如果抑郁者做更多的善事,其症状就会减轻甚至消失的原因之一。调整爱与求的比例、多使用大我是中国古文化和内因心理学对心理学的贡献之一。